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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杀是小道,虽然不是革命成功的手段,但却不失为一个辅助措施。接连两任广州将军被刺杀,复兴会宣布对此负责,并声称会中太炎曾激烈地说过:“但愿满人多桀纣,不愿见尧舜。满洲果有圣人,革命难矣。”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革命者的心态。于是,越是提倡新政、改良的清廷官吏,就越会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。显然,如果从后世的思维来看,这些革命党人把革命定义得过于狭隘了,还停留在排满杀满的阶段。如果从长远看,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种种改革(兴学、练兵、巡警、实业),对国家、民族是有益的。甚至于,象选派大批学生出洋留学,放宽言论拑制,成立各省咨议局,各省编练新军,都是在培养腐朽体制的推翻者、反对者,而清廷并不自知,那些革命党也没有意识到。这就是大多革命党人的认识误区:革命盛,则改良衰,反之亦然;但实情是:革命每高涨一次,则改良亦高涨一次,反之亦然。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,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,是立宪派声势高涨的根据。而复兴会的暗杀行动是由陈文强一手操控的,也就相对冷静、理智,目标指向也多是顽固、腐败、凶恶的满酋恶吏,以及对复兴会的行动有阻碍的家伙。其实,这对陈文强来说,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,只要知道满清必亡,也就足够了。因为,在改良、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有着新思想,在陈旧体制下必然会不适应,也就会心生不满,成为潜在的破坏者。一旦时机到来,他们倒向革命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。同时,陈文强早已经意识到潜伏在体制内搞革命是多么得心应手,多么方便自如。有宽松的话语权,这是朝廷给立宪派人士的,目的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;优礼相待立宪派,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,也是朝廷的一贯方针,从经济、政治,再到军事(商团、民团),立宪派正在合法地壮大势力。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,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来看,与革命党的差不了多少,都是要求爱新觉罗皇氏无条件出让股权,强大国家。但立宪派人士是体制内的,革命党人是体制外的,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没什么本质的区别,可立宪派人士干了革命党人的活儿,属于国家立宪范畴,是朝廷允许的;而革命党人干了立宪派人士的活儿,却属于乱党,是要杀头的。两相比较之下,陈文强自然愿意以立宪派的身份去干革命的工作,干得光明正大,干得没有阻碍,干得风生水起。“只须速行立宪,风潮自然平息。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,总宜破格录用。至于孙文在海外,并无魄力,平日虚张声势,全是臣工自相惊扰,务请明降恩旨,大赦党人,不准任意株连。以后地方闹事,须认明民变与匪乱,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。”“派五大臣出洋,不知考察何事,试问言语不通,匆匆一过,能考察何内容?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,徒靡多金,有何用处?现在日日言立宪,然遥遥无期,恐革命党为患更烈。现在日法协约,日俄协约,大局甚是可危。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,以定政策。愚以为,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。”身为立宪派新秀的陈文强开始在报纸上大鸣大放,把君宪“嘴脸”暴露无遗,接下来又有江苏省立宪派头子张謇、湖北省立宪派头子汤化龙、湖南的立宪派头子谭延闿等摇旗呼应,呐喊助威,由此逐渐形成了第一次立宪请愿运动。……………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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